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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大学
文章来源:中国文化报 日期:2019-8-13 15:51:45

  刘兆林

    我们的新中国,迎来了七十岁的生日。而与共和国同龄的我,也恰好七十岁,我感慨万千,不由得想起自己三十多岁时,竟然同时读了四所大学,最后却把北京大学,留给了儿子。

    我高中毕业该高考那年,全国大学忽然暂停招生。父亲是我们镇中学的教师,也不过是旧时代中学毕业而已,但那已是乡亲中的最高学历了。父亲和爷爷最盼望的,是我能考上一所像样的大学,以圆他们唯有读书高的梦。这何尝不是我的梦呢?当时,在我们那个镇上,只有伯父家的大姐是省城大专毕业生,分到上海工作,我立志要超过大姐。但那时,人民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正在招人,于是,我被这所大学校录取,投笔从戎了。可从戎却没投笔,很快,我就被分配到部队机关的文化宣传部门工作。部队这所大学校,课程主要是两门,一是政治课,二是军事课,而我从事的文化工作是少数人从事的,专业性很强,想真正干好,不具备大学水平根本不可能。

    当时,我们省军区文化处有人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和省报参加“三结合”领导班子,他们积极为我们年轻的同志大开方便之门,利用图书馆、资料室,为我们借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。《战争与和平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《癌病房》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《西线无战事》《丧钟为谁而鸣》……这些著作,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,使我能在文化饥渴的季节,及时补充丰富的营养。有位从上海入伍、见过世面的老副处长私下有个说法:文化处的人,尤其创作组的人,如果不提高文学水平,就没有工作权!正好在这期间,全国各个大学又开始重新招生,但分到名额的单位才能推荐考生。我们单位没有名额,我只好叹息着加紧自学,比以前学得更理直气壮了。自学外国文学名著,对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来说,困难不算大,苦读定能见成效。可是不久,我便被调到大军区创作室。在这里工作,不补好中国古典文学这门课程,是万万不行的。而仅仅靠自学,或者靠部队自办的那种立竿见影的短训班,是不行的,杯水车薪。没办法,我只好找几个志趣相同的朋友,三人行必有我师,经常和他们一起探讨。

    那时已粉碎“四人帮”,国家鼓励全国各大专院校千方百计扩大招生门路,多培养人才。我终于得以和军区司、政、后三大机关几十名青年干部,一同报考了辽宁大学中文系四年制古典文学函授班。这等于,我就读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同时,又多读了一所大学。

    大学函授班发正规的教材和辅导材料,按片把学员组成交流小组。每月一次老师亲授大课,另加函授教材自读,还有定期的闭卷考试。这些都是利用业余时间。我们这些学员基本都已做了父母,还要跟上学的孩子们一样背着书包进课堂、进考场,那情形倒相当动人,真是妻子送郎进考场。虽然点灯熬油、披星戴月,但我们百学不厌。大会场般庄严肃穆的大课堂、定期设置的小考场,至今想来仍令我动容!课堂俨如百花齐放的大花园,绿军服、蓝警服、黑西服、红裙子、紫风衣、黄T恤……真是五彩缤纷,学员还有坐轮椅的,年龄不一、职业各异的同学们,相同的却是,在课堂上对知识的如饥似渴。即使出差到外地,一见手中有辽大函授课本的,就仿佛见到了亲人。

    那时,全国不仅狠抓青壮年的文化课程补习,从娃娃抓起的基础教育也一浪高一浪。那时我们的生活真是又苦又累,但那苦与累里好似加了甜甜的蜂蜜。考得好时,同学们凑份子买几瓶啤酒,找块草地唱唱歌,或掏出课本朗诵一段屈原的《离骚》、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。即使出差,千里迢迢也要带上课本和辅导材料,抓紧时间学习。考试前,下刀子也会顶锅往回赶,千方百计也要赶回来参加考试。

    函大第三年时,我被总政文化部推荐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作家班招生考试。文讲所停办前,所长一直是丁玲。在作家的心目中,文讲所比任何一所大学都具有魅力!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一批优秀作家大多到这所“作家大学”进修过。我喜出望外,在不丢弃辽大函授学习的同时,考上了文讲所。那是建所以来第八期,前期毕业的有蒋子龙、王安忆、古华、贾大山等,我们之后那期,最著名的是莫言。文讲所的授课老师,都是国家各大院所的著名教授和著名作家,对中青年作家的培养极有效。这等于是又一所“我的大学”。我毫不犹豫、兴冲冲地离开家,到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相聚,像海绵吸水那样研读大量中外文学理论和名著,相互交流,眼界大开。和我住同屋的上海同学傅星,星期天还陪我去看设在北京的辽大函授考场。他的中篇小说《嘈嘈杂杂的日子》刚在文学重镇《收获》上发表,他参加了我们辽大函授生的聚会后,由衷感慨:我们这代人,嘈嘈杂杂的大学生活,充满了诗意!

    可是,遗憾发生了。我们充满诗意的文讲所生活,虽然收获很多,但因不是高教部办的正规大学,发的证书顶不了就业文凭。于是,中国作协顺应全国改革开放大趋势和同学们的强烈要求,决定将文讲所延长至两年,并改名为鲁迅文学院,同时也与其他大学一样,每门课都实行闭卷考试,还外加了英语课。我是文讲所八期并鲁院一期学委会副主任兼学习委员,因几年来一直参加辽大考试,已习惯了闭卷考试。而全班四十多名同学中,比我小六七岁的同学还能勉强应付,而那些比我大六七岁又已多年没考过试的大同学可就惨了。但大家互相帮助、互相鼓励,一起学得不亦乐乎!你帮我写标准答案,他向她传授速背答案的小窍门。而一些名气大却格外不擅死记硬背者则公开宣言:这些答案有屁用,既不能写诗,也不能写小说,难道成心让我们越考越不会写作吗?!

    说归说,大家个个都硬着头皮挺了一阵子,后来实在挺不住了,连我这个学委会副主任也参与了集体作弊。当场被老师抓住几个,有的被谈话批评一顿,有的让补考,有个同学还累病了住进医院。学委会不得不集体出面,向作协领导反映大家的苦衷,最终取消了闭卷考试。同学们一阵欢呼:解放了,写小说不用闭卷写啦!

    半年文讲所加一年半鲁院,伴着辽大函授读下来,一晃四个年头过去了,我几乎同时获得了文讲所、鲁院和辽大的毕业证书。可是乐极生悲,大家兴高采烈一查红头文件,只有辽大发的毕业证是国家聘用公职人员承认的,文讲所和鲁院的证书再精美,都不能“明媒正娶”。不得已,同学们又齐心协力奋斗了一气,在中国作协、北京大学和高教部协调下,大家披星戴月又疯狂复习了一阵子,最终,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录取了我们。啊哈,举世著名的北京大学!那是我青年时代做梦都不敢想的最高学府啊,此时北大录取通知书就捧在我手中!

    可是,快三十岁才结婚的我和妻子,越临近开学,越坐立不安。看到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,每天独自背个大书包走路去上学,早上没人送,晚上没人接,而别人家的孩子不是轿车送就是自行车接,我心里一酸,下了决心:把北大录取通知书留给儿子,将来让他替我去读吧!文学讲习所、鲁迅文学院、辽宁大学中文系,三个毕业证书,足能支持我将文学之路走到底了。后来,我又加上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“毕业证书”,到省作家协会报到去了。

    至今,三十多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,我已从省作家协会退休数年,还不时动笔写点小作品。而我的儿子西元,真的弥补了我当年的遗憾,获得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,也成为专业作家,并已发表了一批超过了我的优秀作品。望着我珍藏的北大录取通知书,和儿子的北大博士学位证书,真的感谢国家,帮我们两代人圆了大学梦。

    原文链接http://epaper.ccdy.cn/html/2019-08/13/content_268520.htm

编辑 邓静 责任编辑 刘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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