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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西甯小说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
文章来源:中国作家网 日期:2018-10-31 17:57:24

10月29日晚,台湾文学家朱西甯的小说集《铁浆》《旱魃》在北京鼓楼西剧场发布。本场活动由史航主持,作家的女儿朱天文、朱天心分享了父亲的文学人生、对她们创作风格的影响以及与张爱玲的文学因缘,虹影、赵立新分别朗读了《铁浆》中《贼》和《铁浆》的选段,向文学经典致敬。女婿唐诺与朱家姐妹的好友戴锦华以“旁观者”角度谈论朱西甯的文学成就,与全场读者一起追溯“小说家的返乡之路”。

“时至今日,我们已经来到新世纪的第18年,才回过头来讨论朱西甯在四五十年前的作品,使我不免有迟到的歉然之感。”半个月前,张大春在电台节目《小说大学》中重读朱西甯时感慨不已,并称朱西甯为“小说叙述形式的先锋者”。一位真正的作家会被忽略,但不会永远被遗忘。史航借用马尔克斯的说法,“写作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爱我”——“因为他知道还有朋友在明天、后天认识他”。

朱西甯的一生,也是一部独特的私人文学史。他是眷村的居民,被称为“军中三剑客”之一,也是朱家客厅的大家长;他是台湾文坛饱受争议的外省作家,是“乡土文学论战”的旗手,也是青年作家的文学伯乐;他是张爱玲口中“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”,是莫言尊崇的“文学先驱”,也是刘大任赞叹不已的“在台湾发现的鲁迅传人”……他也许是我们最后发现、出版,接续五四白话小说传统的“民国小说家”,是缺席已久的“现代小说艺术的冶金者”。

此次由理想国出版的《铁浆》与《旱魃》是朱西甯的小说代表作,也是其作品简体版的首次面世。这一次,朱西甯以书写者的名义,而不仅仅是台北朱家三姐妹的父亲,强势进入了大陆读者的文学视野。

生平与创作:一个人的台湾文学史

朱西甯本名朱青海,生于农历1926年6月16日,在江苏宿迁长大,祖籍山东临朐。据朱天心介绍,朱西甯是爷爷奶奶四十多岁时的幺子,有两个哥哥和六个姐姐,但在他出生时都已经去了外地生活,从小陪伴他长大的,是“年龄像爷爷奶奶一样”的父母,讲的山东老家的传说故事,“如此丰富又如此寂寞”。

后来年少时随文学青年六姐去了南京读中学,由此读到了张爱玲,成了张的“粉丝”。抗日战争的战火燃起,他弃学从军,背包里唯独塞了一本用勤工俭学的三分之一薪水买的《传奇》,到东到西,遍地战火里了走过来。1963年,抱着向大海中寄瓶中书的心态,给张爱玲去信讲了这个故事,不料却于1965年收到回音,“西甯先生:《铁浆》这样富于乡土气氛,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,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,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的错过的一切,看了不止一遍,尤其喜欢《新坟》。请原谅我不大写信。祝健笔。”

21岁时,朱西甯在南京的《中央日报》首次发表了小说。1949年,本来在读杭州艺专的他弃笔从戎、随军赴台,37岁时出版《铁浆》,1970年出版了《旱魃》,步入了第一个文学巅峰,于是在46岁便提早退役,专注写作。他的作品以小说创作为主,兼及散文、评论。上午写长篇,下午“干活”,也就是写短篇。在朱西甯看来,写长篇要容易得多,因为里面的人物会自然生长、按时报道,而短篇写作更像是一场搏斗,必须寻找到最符合题材表达的语言。他对写作张力的要求,也使得短篇写作变成了一个“研发部门”,具有极强的实验性。

八十年代时,台湾进入了迅速的城市化,作为小说家的朱西甯敏感地意识到台湾的现实发生了变化,“他必须用不一样的容器和语言呈现”,于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,朱西甯致力于自我革命,陷入了漫长的转折期,朱天文认为,“面对现实,回答现实”,是朱西甯作为一个“天生小说家的素质”。

及至晚年,朱西甯着力写作《华太平家传》,八易其稿,预计写满300万字,却在写到55万字因肺癌病逝。

这些固然是扎实的履历与传奇的轶事,而鲜活的形象,也在现场嘉宾的不断补充中变得栩栩如生,“一生体重不过百”,“四十多岁已经满头白发”,“八哥会拿他的银发做巢”,“文学青年多半在他们家蹭过饭”……

更像鲁迅还是张爱玲:朱西甯占据了文学史上一个更奇特的位置

谈到朱西甯与鲁迅和张爱玲的继承关系时,几位嘉宾却有着不同的看法。

朱天文认为,朱西甯作品的呈现是鲁迅式的,但他的启蒙却是张爱玲,二者的差别,恐怕是“对文学的鉴赏力或者是文学素质的质感的认定”。在她看来,鲁迅是多年以来文学史上第一位国民抒情诗人,是国民偶像,他是站在潮流上的风头人物,站在所谓的进步一方。就像1968年的萨特,年轻人们说:宁与萨特一起错,不和阿隆一起对。所以鲁迅的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背后是有千人万人的,是张爱玲的背后就是她一个人,在潮流之外冷眼旁观,甚至是云端上看厮杀。但是我觉得父亲能感觉到这个文学素质,这个素质在今天来看尤其可贵。

虹影与朱西甯笔交多年,第一次见面是1996年台湾中央日报办的文学大会,在她看来,朱西甯跟鲁迅或者张爱玲都绝不雷同,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未完成的《华太平家传》,“把它放在任何一个时间、任何一个国家来看,都是中国式的。他讲的是故事或者人物的本性,不讲主义和观点,这是非常难得的”。

唐诺回顾了自己在《返乡之路》中的说法,强调了朱西甯特别喜欢张爱玲,但并不限于张爱玲。他的笔调像鲁迅,又远比鲁迅温柔。“我们在鲁迅先生作品中看到的,是当时比较迫切地不把文学当做最高的东西,而是文学是为更神圣的东西来发声的,那种东西在朱老师的笔下变得有力道,里面的黑暗不是单纯是黑,而是呈现出各种层次。对他笔下的恶人和坏人,可以多看一眼。文学上多看一眼很重要,只有多看一眼很多东西才会浮现出来。所以我无意比较他跟30年代的鲁迅、老舍,毕竟时代过去了。在他的笔下的小人物世界,即使是在民智未开的社会,朱先生总会呈现那种世故的民智好像可以解开的事情,这在他的小说里面常常出现的角色,我在鲁迅的小说里面没看到。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真实的世界是不是这样,但是对我来讲,作为一个小说读者,我可以得到一些微弱的可能性跟希望,这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温暖的。”

戴锦华则毫不客气地指出,自己不会把朱西甯先生放在鲁迅和张爱玲之间去做定位或者考量,因为朱西甯先生占据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位置:他既是最早出现的所谓的军旅文学,但是他一开始就偏移出去了;他写所谓的怀乡文学,但是从一开始他的作品就不仅是乡土,而是现代中国文学,把其中广袤的土地和历史,那种极度赤裸但是同时携带着历史传承的东西带到了台湾文学当中;这种双重的东西是在台湾文学当中绵延出来的,却又非常清晰地唤起寻根文学中的那种民族寓言的书写,这种民族寓言又台湾本土的写法,就是他自己揭秘的一种本土现实政治的。“朱家除了是台湾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者,除了他们自身勾勒出台湾文学的脉络之外,同时也是另外一个视点当中的台湾史或者是冷战史。他们以作品的方式负载着,但同时也以他们的家庭故事负载着、以他们的传奇方式传递着一个历史故事。在朱西甯的作品当中你强烈感觉到中国,但同时又强烈感觉到被冷战切割的两岸,台湾文学在当代中国曾经具有的奇特位置,就是它不在,又是最大的在。就是这样一种书写,在这个脉络当中,连缀起后来的乡土文学。但是相对于后来更成熟老道的写法,朱西甯先生的作品、事业、气度和人生的诉求,又是此后的作家难无企及的。所以他真的是站在特别的位置上。我永远会感兴趣的是三三的出现,聚集起台北的文艺青年,开启了一个特定的文学时代。而这个时代,以前没有过,此后也很难再复现了。”

《铁浆》与《旱魃》:迟到五十年的文学经典

《铁浆》写于台湾的1960年代,故事设定在清末民初的山东乡野,九个短篇故事,一群血性汉子上演着仇杀与救赎、侠义与温情,在命运面前抗争与毁灭的悲剧,复活了“战国时代的血性”(张爱玲语),乡土成为勘探人性善恶的舞台:为了争盐运生意灌下铁浆自戕的孟昭有(《铁浆》)、在酒楼上吃炒人心的屠夫傅二畜(《刽子手》)、不求神婆自学医书而接连害死家人的能爷(《新坟 》)…… 白先勇先生说:“这真是一篇中国短篇小说的杰作。” 阿城也盛赞“《铁浆》是现代汉语文学中强悍的代表作”,“今天这边的读者接触过的台湾类型小说,深深浅浅总有《铁浆》文字的影响,却不如《铁浆》的铮铮到骨。”

时人以为《铁浆》是返乡文学,但直到九十年代朱西甯自曝写作的缘起是孙立人案,人们才知道这是作家胸中的不平之气难以排遣,于是灌注到了想象中的华北原乡。在朱天文看来,“萝卜菜籽结牡丹”,这正是文学的奥妙与慷慨。“这不正是文学吗?往往等于是作家写我所能写,给我所能给的,读者取他所能取的。但是常常一个作家所能给的东西,碰到一个非常高明的读者,可能读者得到的是远远超过作家要给的。就像《铁浆》,完全叛变了作家,走向自己很多重可能的未来。”

《旱魃》台湾版推出时,莫言作序:“朱先生是我真正的先驱。我庆幸现在才看到《旱魃》,否则将失去写作《红高粱》的勇气。对一个少小离家、浪迹天涯的小说家来说,他用语言寻找故乡,他用语言创造故乡。”《旱魃》这部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先行之作,是朱西甯先生现代主义文学探索的代表作。以遥远世界里的华北老黄河为背景,讲述乡里闹旱灾,到处缺水,唯独唐家油坊的那口水井源源不绝地涌着清泉,村里传言出了旱魃怪物。作家从当地的古老传说取材,以杂耍班女子佟秋香和土匪头子唐铁脸的爱情故事为主线,感情的热和天地的旱燥互为呼应,成就了这部悍厉的小说。作者的语言强悍、饱满、意象丰富,像从李贺的诗里化出,犹如乱石砌成的墙壁,布满尖锐的锋芒。

正如朱天文所说,“大陆读者迟了20年才看到张爱玲,但迟了50年才看到朱西甯,而且这两本书也不过是他37岁之前完成的东西。”据悉,理想国还将出版朱西甯的《狼》《破晓时分》等作品,力求呈现出朱西甯更丰富的面向。 

原文地址:http://www.chinawriter.com.cn/n1/2018/1030/c403994-30372169.html

(编辑 余丽 责任编辑 刘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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