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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三学日语
文章来源:中国作家网 日期:2018-9-21 16:54:54

巴金先生生前有个遗憾,就是没有学会日语,不能用日语直接与日本朋友谈心。其实,巴金很早就开始学习日语,但因种种原因,三起三落,没有学成。

第一次,是在成都,十六七岁。他说: “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,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。我对一些新奇的事物也颇感兴趣。后来我读到鲁迅、夏丏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,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,又开始自学日文,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些单字,学几句普通的会话,时学时辍,连入门也谈不上。”

第二次,三十岁,为了学习日语,自费去日本留学。他说:1934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,先是在沈从文家里做客,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《文学季刊》,邀我同住,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。我认识曹禺,就是靳以介绍的。曹禺在清华大学做研究生,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。他回来在三座门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,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。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,同吴朗西、伍禅他们谈起,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的家里,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。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,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,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。吴朗西 (不然就是 《小川未明童话集》的译者张晓天的兄弟张易)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,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 ‘黎德瑞’的中国人,还说黎是书店职员,想到日本学习日文。不久回信来了,他欢迎我到他们家做客。” (《巴金全集》2061页,《关于 〈神·鬼·人〉》)

1934年十月六日, 《文学社》出面为巴金饯行,鲁迅茅盾也来欢送。那天鲁迅很高兴,说了许多日本风土人情,也说到有些中国留学生因为语言不通而闹的笑话。鲁迅对巴金说,到那边文章也要多写。巴金问他,听说先生要去日本休养,为什么还没去?鲁迅笑道:将来再说吧。谈到有些作家被捕,他们心情很沉重,也很愤怒。

巴金去日本留学时,没用笔名、也没用原名李尧棠,或字芾甘,而用化名黎德瑞,这是为什么呢?他说:“我改名换姓,也不过是想免去一些麻烦。早就听说日本警察厉害,我也作了一点准备。为什么叫 ‘德瑞’呢?1934年上半年我和章靳以、陆孝曾住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时,常常听见陆孝曾讲他回天津家中找伍德瑞办什么事。伍德瑞是铁路上的职工。我去日本要换个名字就想到了 ‘德瑞’,这个名字很普通,我改姓为 ‘黎’,因为 ‘黎’和 ‘李’日本人读起来没有区别,用别的姓,我担心自己没有习惯,听见别人突然一叫,可能忘记答应。我住下来以后,果然一连几天大清早警察就跑来问我:多少岁?或者哥哥叫什么名字?我早就想好了,哥哥叫黎德麟。吉庆的字眼!或者结婚没有?经过几次这样的 ‘考试’,我并没有露出破绽,日本警察也就不常来麻烦了。” (《巴金全集》20581页,关于 《长生塔》)

那么,巴金所说的 “麻烦”,是什么呢?我想,可能有两点:一是1931年 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巴金写了大量谴责、批判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文章;二是巴金已发表 《灭亡》 《家》《雾》 《雨》 《电》等大量作品,在中国文坛如日中天。用笔名巴金去日本留学,必然会引来日本警察、宪兵、特务的骚扰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的注意,既不安全,也无法安心学习日语,所以起个化名,这样就可以免去一些“麻烦”。

巴金到达横滨时,武田夫妇带着儿女,全家打着欢迎 “黎德瑞”的小旗来迎接。武田是个老实人,但他信佛,而且很虔诚,每天早晚都要念经,还不时到海边抛撒供物,在家里驱鬼、禁食。巴金对他的迷信很反感,说:“开始写 《鬼》的时候,我就下了决心离开武田家搬到东京去。……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,可是我受不了他念经的声音,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的。我原先学习日文的计划也给神和鬼团结的力量打破了。我向主人说明我要搬去东京的时候,武田君曾经恳切地表示挽留。然而想到在这里同神鬼和平共处,我实在不甘心。”(《巴金全集》20614页,关于 《神·鬼·人》)

巴金由横滨搬到东京,住在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 (简称中华青年会),对这里的生活学习环境比较满意。他说: “在东京我住在中华青年会宿舍里面,一个人一间屋,房间不大不小,陈设简单,房里有个两层的大壁橱,此外还有一张铁床,一张小小的写字桌和两三把椅子。楼上房间不多,另一面还有一间课堂,白天有一位教员讲授日语,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。楼下有一间大礼堂,每个月总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。我初来的时期杜宣、吴天他们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 《雷雨》,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,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。楼下还有食堂,我总是在那里吃客饭。每天三顿饭后我照例去散步。

“中华青年会会所在东京神田区,附近有许多西文旧书店,可以说我每天要去三次,那一家店有什么书,我都记熟了,而且我也买了不少的旧书,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。……买了书回来常常看一个晚上,却不怎么热心学习日语了。不过我还是到楼下办公室报了名,听陈文澜讲日语课。我记得是念一本岛木健作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,他的讲解还不错,只是我缺少复习的时间,自己又不用功,因此我至今还不曾学好日语。回想起来,我实在惭愧得很。” (《巴金全集》20617页)

巴金爱读书,爱买书,住在神田,如鱼得水,但好景不长,1935年四月,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到东京访问,日本警察开始 “大扫除”,拘捕可疑的中国人。

四月六日凌晨,在溥仪到达东京的前一天,警察闯入巴金的住处,查抄书信,并将巴金带到神田警察署审讯。巴金说: “他们在我的答话里抓不到辫子,不久就结束了 ‘审讯’,向我表示歉意,要我在他们那里睡一晚,就把我带到下面拘留所,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,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。”(《巴金全集》20619页)

值得庆幸的是,日本警察没有发现巴金用的是化名,否则很可能被驱逐出境,押送回国。

这是巴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抄家、抓捕、审讯、关押,极大地伤害了他的人格尊严和民族自尊心,他不想继续留在日本,对日语也失去了兴趣。恰巧这时吴朗西、伍禅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,让巴金回去当编辑。巴金本来计划在日本留学一年半,但只住了十个月,就提前回国。

第三次,巴金已年逾古稀,又开始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日语讲座,学习日语,但因年事已高,体弱多病,著述繁忙而中断。

巴老虽然一直为没学会日语而耿耿于怀,但毕竟下过苦功,而且是童子功,到了晚年,还能用日语全文背诵武者小路实笃的 《致幼小者》。阅读能力也很强。1977年八月,井上靖到上海,赠巴老 《桃李记》,其中有怀念老舍的文章 《壶》。巴金在日记中写道:九月一日,当夜发烧,咳嗽渐剧,十一点半前睡。睡不着,翻了翻井上 《桃李记》,看到 《壶》,读了一遍,感想甚多。九月二日,到机场送中岛、井上,与井上谈读过 《壶》后感想。另外,我给巴老当翻译时,看他的表情,回答问题的速度,就知道他能听懂不少,但说比较困难,主要是不习惯,张不开嘴,所以巴老说,至今 “不能用日语直接同日本朋友谈心”。

有一次闲聊,巴老问我用什么日语辞典,我说以前用商务印书馆的《日汉辞典》,现在用我母校大连外院编的 《新日汉辞典》。这本辞典词量大,释义精准,新词多。巴老说,词量大、新词多的辞典才好用。又说:大连这个地方懂日文的人多。六十年代访日时,给我们当翻译的刘德有、安淑渠都是大连人……

巴金不仅是伟大的作家,也是杰出的翻译家,懂英文、法文、俄文和世界语,也学过德文、意大利文、日文、朝文、越南文,有 《巴金译文全集》十卷,约三百余万言,但由于年轻时 “失去了学习日语的劲头”,在他的译著中,日本文学作品很少,仅在第五卷中收入了石川三四郎的 《春月之死》和 《忆春月》两篇短文,在第七卷中收入了秋田雨雀的 《骷髅的跳舞》 《国境之夜》和 《首陀罗人的喷泉》三个剧本,而且不是从日文直接翻译,是从世界语转译的。

年轻的巴金未能如愿在日本完成留学,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日本文学翻译家,不能不说,这是历史的遗憾。

原文地址:http://www.chinawriter.com.cn/n1/2018/0921/c404064-30306474.html

(编辑 余丽 责任编辑 刘皎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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