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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晚清乡绅的人生逆旅
文章来源:光明网 日期:2017-9-27 21:33:16

1942年,山西太原的乡绅刘大鹏以85岁高龄去世。正值抗日战争的连年炮火,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位老人去世的消息,至于其生平事迹,也只有亲友近邻知晓。直到几十年后,一些史学家以所谓“微观史学”的视角翻出了这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读书人的信息,才让外界了解了在跌宕起伏的时代变化下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奋斗、坚忍与沉浮经历。

  2005年,描写刘大鹏一生的、由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所作的专著《梦醒子》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。八年后,其中文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,副标题为“一个华北乡居者的人生”。虽然用沈艾娣的话说,“不是典型的微观史,它并非基于档案研究,而是以刘大鹏日记和其他作品、已出版的地方史资料和口述访谈为材料”,但“微观史学”的确讲究从个人生命经历和情感历程角度切入,来理解大时代和宏观的历史进程。解读刘大鹏,需要从其生命轨迹入手,要以他的视角来理解那个时代的一切。

  从激流岁月到惨淡人生

  1857年,刘大鹏出生。他8岁入私塾,15岁结婚,20岁首次参加县里的科考,却失败而归。今人或许很难想象当时的读书人从出生就背负的精神使命:像历史上那些仁人志士一样成就儒家文人的典范。清朝已经立国二百年,末世的景象尚未出现,尽管在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乱象,但刘大鹏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,对国运和个人的命运保有相当的乐观,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不能跻身为国效命的事业里,不能成为儒家圣贤榜单上的一员。

  但现实的惨淡焦灼着他的心,正如旱灾对乡民的折磨一样,是无法避免却又必须直面的。刘大鹏看到了平民在天灾人祸面前的脆弱,也看到了自己实现儒家理想的困难,这个目标是难以一蹴而就的。

  直到1891年,刘大鹏赶考五次,却次次失败,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历史上那些“少年天才”。为了能考取功名,刘大鹏苦练八股文写作,对儒家经典早已能倒背如流,烂熟于心的圣贤教诲既是他摆脱现实困顿的敲门砖,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三观与人格。就在这一年,刘大鹏去山西太谷县一个富人家里坐馆,这是谋生的办法,也能让刘大鹏感到自己平生所学的“稍许能派上用场”。

  一面是封侯拜相的功名诱惑,一面是清苦辛劳的教书匠生活;一面是受到天子宠幸、受到同侪艳羡的、进而名垂青史的伟业,一面是长达十年的私塾先生身份,刘大鹏在理想与现实里纠葛、梦境和生存间的挤压间备感疲劳。刘大鹏的生命轨迹,和历史上无数的读书人一样,从开蒙到苦读再到名落孙山,最终只能靠教书混日子。

  记录历史与反思自我

  曾国藩曾是刘大鹏的偶像。其实,其他读书人何尝不是呢?

  但是,刘大鹏终究不是曾国藩。在能力、命运和机遇等各方面,刘大鹏始终无法与曾国藩相比,但“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”的念头一直在他心中徘徊。从刘大鹏开始写日记,他就在有意识地向曾国藩看齐。

  曾国藩日记在后世成为读书人修身齐家的经典,刘大鹏的日记却只能成为对历史细节的注脚,但这不等于其言其行没有意义。有时候,“失败者何以失败”比“成功者何以成功”更值得常人思考,更何况,人生命运不能用简单的成败来判定。

  据沈艾娣所言,“曾国藩曾告诫诸弟在日常处事中要敬畏严肃,日省,早起,每读一书则读毕,每日读史书十页,记日记,写下每日所得,每月作诗和策论以保持文学能力,不多言,不发怒,戒精疲力尽,早饭后习书法,夜里不外出。为保存日记,刘大鹏也在日记里写下一些具体的规则:汝必用正楷书写;记录所有己身、己心和言语之恶;汝需终身写日记而不能间断。”

  曾国藩对刘大鹏的影响是巨大的,甚至可以被看成一种“影响的焦虑”,刘大鹏渴望像偶像一样建国立业,在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方面,他对曾国藩的模仿和学习几乎是一板一眼、毫不走样。

  这种渴望有理想主义的一面,但也有功利的意味。《梦醒子》一书里毫不客气地指出:“刘大鹏本身是农夫,却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的一员”。当然,这也不单是刘大鹏的问题,“修齐治平”本身就带有个人逆袭、跻身精英群体的现实意味,所谓“立德立言立功”的三不朽之论,始终让人神往,也让人时常以功利行为追逐现实的目标。

  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“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”之类的思想一直在纠缠着刘大鹏。他一直等着像曾国藩戡乱一样的机会。

  1895年,刘大鹏进京赶考。这一年他38岁,首次离开山西。他心目中期待已久的逆袭时刻终于到来了。此前的一年,刘大鹏通过第六次参加省试,终于考中了,成为国家精英的希望变得清晰起来,他开始自觉扮演成一个“准精英”的角色,家国情怀也变得愈发强烈。也正是在这一年,清朝在甲午海战中惨败,国家的耻辱让读书人感到了压力,也让刘大鹏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使命感猛涨。

  但是,近乎不惑之年的刘大鹏看不透晚清落后的本质,对西方思想和现代科技一无所知的他,更不会认为拯救国家的失败要从思想的改易上寻找思路。相反,在刘大鹏1895年的京城之旅,让他对京城和仕途开始有了偏见,开始从自己的知识结构里寻求慰藉个人失败的借口。

  这种偏见来自失望。刘大鹏在京城考试失败了,不过,他发现京城文化和精英群体的状态与自己想象的不同,便愈加固执己见。从他的日记(后来被整理为《退想斋日记》)里可看出,刘大鹏尽管关心时事,对甲午战败后的国运有独到思考,但仍看不懂悲剧的根源。与此同时,他对北京城市生活的“奢侈和放荡”十分不满,甚至对“男女游客杂处,互不避免”非常震惊,以至于记录下“观其风气,失于浮华,一举一动,莫非争个虚体面”。他将国家的失败归咎于精英群体的“开放”,这当然是不对的,但从他的成长经历和知识结构来看,这样的结论是足以逻辑自洽的。

  被历史抛弃的“上进者”

  如果不是时代的跌宕,刘大鹏大概不会存在多重身份,也不会因此纠结和迷茫。《梦醒子》以写作者、儒生、孝子、议士、商人和老农这六个身份去解读刘大鹏,但刘大鹏的本色和初心应当还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。

  在刘大鹏的少年时代,科举考试及其带来的人生模式根深蒂固,没人去质疑它的合理性,哪怕是改朝换代,他们也不认为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会有丝毫的改变。遗憾的是,刘大鹏遭遇的是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文化上的大断裂也割裂了他和现实生活、理想世界的自然关联。

  1905年,清廷下令废除科举制。废旧学、兴新学的风潮不仅震撼着主流知识界,也迅速波及到刘大鹏这样身居乡间的老儒生。一夜梦碎的感觉像长蛇一样缠绕着他的身体,其实,早在进京赶考前,刘大鹏就有了梦醒一般的顿悟。据记载,他曾做过一个特别的梦,这是“一个导致他态度转变的梦”,此后他就以梦醒子为笔名:

  “癸巳冬至月,梦醒子于延庆节前一日,夜梦一人,形容甚古,眉分八采,目有重瞳,耳大准隆,口方须紫,面肥色润,身体魁伟。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,听其言也厉,年可六十余,不知何许人也。”

  刘大鹏开始明白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幻梦,用沈艾娣的话说,刘大鹏同时也“明白了尘世功名的虚妄,然而儒家道德秩序却是建立在道德和权力的联结之上。当他把自己称作梦醒子时,刘大鹏说的正是自己同政治权力的疏离,但是他也指出了儒家道德秩序的脆弱和复杂”。

  身处清末民初的刘大鹏,越发感觉自己和主流历史的格格不入。民国后的知识分子开始崇尚西学为主流思潮,刘大鹏不仅没能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,如今,连这个梦想都被所谓“历史进步”的名义狠狠砸碎在地上。

 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。刘大鹏甚至不能像前朝遗老一样选择安身立命的文化姿态,因为“今朝”和之前的历史不只是权力上的更替,更是文化上的大断裂。刘大鹏从文化上选择成为一名隐士,但陶渊明式的隐逸也无法给他带来安慰,隐逸后入世,乃至“终南捷径式的权变”在此时也彻底无效了。

  刘大鹏晚年的经历,更像是被历史的车轮带动向前的“被迫之行”。因为他的寿命漫长,就足够看遍风云变幻,却没法融入任何一个看起来美丽的世界。刘大鹏晚年曾经营过小煤窑,开始接触现代工业在山西萌芽后的变化,还帮助乡民兴修地方水利。他也因阎锡山政府搜刮山西民财而上诉中央政府,企图用儒家的办法来为民请命。

  这些努力看起来更像一个垂暮者的悲情呼号。但刘大鹏自诩为“梦醒子”,既然看透了也就没什么可抱怨、可憎恨的。他深知自己已经成为历史的弃儿,但也无力改变什么,只好认命。这种无奈放在很多人那里,必定以负面情绪体现,但从刘大鹏晚年记叙来看,他似乎比早年更少了一些纠结和迷茫,难道是逐渐放下了心中的执念?

  刘大鹏留下了《醒梦庐文集》、《卧虎山房诗集》、《从心所欲妄咏》、《琢玉闻吟》、《潜园琐记》等著述,还有共42卷的《晋祠志》和200册的《退想斋日记》。从数量上看,称之为地方文化学者不足为过,他提供的“地方性知识和经验”也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。或许,历史上曾有许多刘大鹏一样的被“进步历史”淘汰的老儒生,但最后坚持写作、思考的人也只是少部分。

  刘大鹏在去世后半个多世纪又被人们惦记起来,甚至当成“重要历史人物”来纪念,这是否也是一种幸运呢?

原文地址:http://reader.gmw.cn/2017-09/25/content_26320119.htm

(编辑 余丽 责任编辑 方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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