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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》:文明进步的精神结晶
文章来源:宜宾晚报 日期:2017-8-25 23:00:12

  《对话〈诗经〉》李山 华一欣 著 中华书局

  中国古代有诗篇记录,是从西周开始的。这有其特定原因。简言之,诗篇之所以能被记录,是精神文明上升到一定程度的结晶。让我们看下面一则故事,关于盖房子的仪式。因为恰好《诗经》中有关于盖房子的诗篇,方便观察商周两代精神文明的显著差别。

  盖房有相应的仪式,始于新石器时代,至今犹然。商代修建房屋,特别是重要房屋的仪式,总是伴随着杀人现象。宋镇豪先生在《夏商社会生活史》中描述:考古队从殷墟乙组21座宗庙建筑群中发现了商代建房的步骤为:先挖基,挖坑,用小孩4具,犬12具;之后置础,其中三座,用人2具;之后安门,内外两侧用人,其中5座共用人50具;最后为落成典礼,128坑,用活人378具。总计乙组宗庙群落用人牲641具。这就是考古为我们展示的殷商盖房子的情形,其阴森恐怖一如墓葬的人殉,也是用活人的生命为建筑祈求福祉,其蛮昧更不下于墓葬殉人。

  那么,西周人盖房子又如何?首先要说的是,在今长安丰镐和周原等地都发现过一些大型贵族住宅基址。然而,就迄今为止的西周考古发掘而言,还未发现过建筑“用人”现象。《左传》说周人信奉“六畜不相为用”的祭祀原则,看来有根据。殷修建宫室,用制造冤魂的方式为建筑物禳灾祈福。那么,周人既然放弃了殷商的做法,他们又如何为新的建筑祈求吉祥如意呢?回答是:用优美的诗篇。

  《小雅·斯干》篇就是这样一首为建筑祈福的篇章。诗作于西周宣王时期,距今近3000年了。《毛诗序》说诗篇是“宣王考室”的作品,所谓“考室”就是为宫室落成写诗。诗篇第一章是这样的:“秩秩斯干,幽幽南山。如竹苞(丛生)矣,如松茂矣。兄及弟矣,式相好矣,无相犹(图谋)矣。”“秩秩斯干”,“干”就是涧,溪涧的涧,山涧有溪水;“秩秩”是水清澈、有波纹的样子。房屋建筑讲究靠水而居,这就是诗篇表现的房屋近景。远望,则是“幽幽南山”。“南山”是终南山,“幽幽”是在传达远看山景的感受。两句八字,展现的是一种优美的意境,能将读者的心带到心旷神怡的境地,让人的灵魂暂时出窍,享受自然天地之美的浸润。这样的诗句,是身处鬼魅缠身的状态时作不出的。盖房子不再杀人禳灾,代之以歌声祝福,毫无疑问,这是精神在摆脱了鬼魅缠身后获得的能力,是心灵解放的结果,是内在文明水准提高的表现。

  这只是《诗经》内涵的一部分。作为文明进步的精神产品,《诗经》蕴含着更多民族文化最基本的追求。例如《关雎》这首位列“三百篇”之首的作品,许久以来很多选本都说它是“爱情诗”,其实是似是而非。诗篇确实表达了男女情感,却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爱情,应该是夫妻之间的恩情,相似却不同。道理是:首先,篇中“君子”与“淑女”对举,不是表达“爱情”应有的口吻;其次,篇中“琴瑟”与“钟鼓”对举,暗含着典礼的场合。所以,诗篇是周代婚姻“六礼”中“亲迎”一节的乐章。诗篇开始两句也不是景物描写,作为“比兴”之词,这两句是说,当捕鱼的候鸟来到北方河流沙洲上的时候,春天到来了,万物生长的季节,也该是男女结合的时候了。《关雎》之所以被排列在《诗经》的开篇位置,是因为它歌唱的是夫妻和谐。古人认为,家庭是人伦之本。好家庭是培养社会好成员的学校,这样的逻辑,《论语》表述得最清楚,然而其观念的起源,却可上推至《诗经》的篇章。因此,《关雎》作为《诗经》的开篇,绝非偶然。

  《诗经》中还有大量的农事诗,其中许多诗描写了周王亲自带领农夫们播种和收获的情景。这是因为,周人相信,周家始祖后稷曾在尧舜大洪水之后,负责管理农耕,为天下人提供粮食,正是这样的德行,使周家子孙繁盛并最终主宰天下。农耕是周家所以昌盛的根基与传统,后代君王亲自下地劳作一下,就是想以此表明自己对农耕传统的重视与遵从。然而,《诗经》农事诗篇的内涵远不止于此。农事诗篇,并非中国所独有。例如,在古希腊就有赫西俄德的《工作与时日》。仔细阅读这样的西方作品,可以发现中西差别十分明显。在古代西方人眼里,大自然是提供财富的对象。但是,在《诗经》中却并非如此。比如,《诗经·小雅·信南山》中写道:“上天同云。雨雪雰雰,益之以霡霂。既优既渥,既沾既足。生我百谷。”意思是说:上天把云彩聚拢起来,先是下雨下雪,怕有不足,再淅淅沥沥来点小小的雨霖,老天这样做,就是为了让人们有个好收成。这首农事诗写出了中国人对天地的感恩之情,人与自然不是对抗而是相助的关系。这样的感恩之情,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《周易》所说天地“生生之大德”的哲学观念,代表了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独特意愿。

  《诗经》中还隐含着“家国和谐”的追求。任何国家都会有人因国事(出差、出征等)而顾不上家庭的矛盾现象,《诗经》表现这方面内容的诗篇颇多。例如《周南·卷耳》,其第一章是“采采卷耳,不盈顷筐。嗟我怀人,寘彼周行”,很明显是女子口吻的歌唱,可是第二章“陟彼崔嵬,我马虺隤;我姑酌彼金罍,维以不永怀”以下,又是驾车,又是喝酒,很明显是男子之事。就是说,诗篇分明是两个人各自抒发思念想家之情。因此,历来在解释上是“女思男”还是“男思女”分歧不休。直到战国竹简文献《孔子诗论》出现,问题才有了答案。《孔子诗论》谈到《卷耳》时说:“《卷耳》不知人。”“不知人”就是“不相知的人”,与《论语·子路》“以不教民战”的“不教民”语法同例。而“不相知”的“知”在这里作“交流”“交接”讲,即台上的两个主人公没有彼此交流。由此可知,《卷耳》的诗篇其实是男女同台演出,各表心事,却未曾谋面,就像后来一些戏剧中的“背躬戏”。而且,诗篇在当初就是由思念女子和在外行役的男子两人唱的。只是因为后来“著于竹帛”,才变成了“一首诗”。这需要我们了解如下一点:原来诗篇显示的是“礼乐”歌唱,而周人所以有男女对唱的礼乐“演出”,就是希望用典礼歌咏的方式,对那些为国家之事顾不上自己家庭生活的人们予以精神的抚慰。同时,当《卷耳》的诗篇演唱“礼乐”的场合时,也是在向那些因公而忘私的人们表达崇高敬意。其同类作用的篇章,还见于一些战争题材的诗。这些诗篇,拨动的是社会的心弦,修补、协调的是国家共同体与家庭个体之间的矛盾,以达到家国和谐的目的。家国的伦理冲突可以导致悲剧,但是,礼乐的诗篇是在尽力弥补冲突,缓和冲突。换言之,礼乐文化不要悲剧性冲突的发生。这也是礼乐文化的特点。

  这大概就是《诗经》里的精神蕴含,是我们精神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(主讲人:李山 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)

原文地址:http://www.wenming.cn/gxt_pd/zhsc/201708/t20170824_4396500.shtml

(编辑 余丽 责任编辑 方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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